九一三背后的谎言与真相之谜

2016-01-14   作者: 趣bv19463   来源: 未知    阅读:
一人之诚实,不仅救了黄永胜,而且救了很多人。费四金不过是一个小干部,但他的品质优于很多人,可敬可佩! 我一直在各种场合讲,1949年以后许多的历史事件是语焉不详的,而最
一人之诚实,不仅救了黄永胜,而且救了很多人。费四金不过是一个小干部,但他的品质优于很多人,可敬可佩!
 
我一直在各种场合讲,1949年以后许多的历史事件是语焉不详的,而最大的历史事件疑团大概就是发生在1954年的高(岗)饶(漱石)事件和发生在1971年的林彪事件。前一事件因为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私拟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名单中有薄一波的名字而无林彪的名字,而引发中共党内白区干部与军队干部矛盾激化,高岗将斗争矛头对准刘少奇和周恩来,结果刘周联手,加之陈云与邓小平两员大将杀出,高岗饶漱石败的一塌糊涂,最后落到高自杀饶被囚,所以后来有人说:高饶事件开了中共建政之后党内斗争的先河,也为很多后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相比之下,林彪事件则更为扑朔迷离,至今仍有许多疑点无法揭开,如设国家主席、如256专机的神秘坠机。林彪事件对当时的国人来说,充满了迷惘、荒诞、神秘、陌生、复杂、沉重的感觉。这感觉直至今日仍挥之不去。
日前看到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共800多页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作者舒云,曾参加聂荣臻元帅传记组的撰写工作,开始接触到关于林彪事件的各种资料,并产生了探究谜底的兴趣。她查阅了大量档案,先后采访了100多林彪事件的当事人和知情人,上至中共将领,下至林案受牵连者家属。特别是对军队系统人士的采访,包括前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毛家湾警卫负责人刘吉纯、林彪女儿林豆豆、前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前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林彪秘书关光烈和于运深、江青秘书阎长贵、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孙毅将军、王光美、陈励耘等多名当事人见证人,作者阅读大量相关资料,在客观分析和理性思考之后,写出了这本史料性与阅读性都极强的书,为这段历史的客观诠释做了独特而又深刻的注脚。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详述了林彪事件的全过程,从1970年8月底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与林彪冲突的起源,及所谓“设国家主席”之争的由来,到毛泽东“御驾亲征”的南巡倒林讲话;从《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的密谋,到林彪从北戴河别墅的出走;从周恩来指挥部署“全国禁空令”到林彪256号专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中共虽然早已宣布彻底否定“文革”,“文革”中大案小案基本上都翻了案,惟独“九一三”事件雷打不动,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清查和80年代的审判,所有的脏水继续泼在林彪头上,但已经越来越无法说服经历过或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其结论越来越受到质疑。 费四金,前总参谋长黄永胜警卫参谋,是从广州军区41军121师调到黄永胜的身边,1968年黄由广州军区司令员升任总参谋长时,费四金也跟随他调到北京,是黄永胜办公室工作人员中,跟黄时间最长的。跟随黄永胜调到北京的其他工作人员都先后走了,而费四金也准备交班,调去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而前来接班的警卫参谋小汤也基本上接手工作了,只剩下一些经济账还没交,如果费四金早两天走,后来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事了,没想到晚了几天遇上了九一三事件,以后就是关押和审查,就再也没走成,本来准备结婚的费四金,结婚证也领了喜糖也买了,甚至回家的火车票也拿到了,却被突然关押起来,这一关押就是四年,出来时,喜糖都长了毛。 “四人帮”时代的中央专案组将费四金看做是“重点”,觉得可以可以从费四金口中得到很多他们想要的东西,可以“抱个大金娃娃”。专案组查来查去只查出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却没有黄永胜等人的活动,如果林彪搞政变,怎会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呢?!专案组不死心,查来查去不知怎么查到9月12日黄永胜在京西宾馆见了林立果,于是要求费四金证实。从某方面来讲,费四金可以说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了,黄到哪里他跟着到哪里,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前一天见了林立果,就可以证明黄与林立果的“小舰队”有勾结,而一旦费四金证实这一见面活动,黄永胜再怎么否认也无济于事,反而证明黄永胜和“两谋”(即谋害毛和南逃另立中央)有关。当时费四金并不知道专案组逼问他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只是以军人的忠诚,每小时每分钟甚至每一秒地回忆那一天黄永胜都做了什么。专案组说黄永胜在9月12日去了京西宾馆见了林立果,费四金一口就否认了,他说黄永胜那天没去京西宾馆,也没在别的地方见林立果,他肯定道,林立果我认识。专案组并不死心,又专门提审费四金多次,先给“糖衣炮弹”,无非是封官许愿、政治前途一类。如果骨头软的话,就会顺杆爬,反正黄永胜倒台了,泼污水的人多了,再多泼一盆又算得了什么,但是费四金并没有昧良心,他说:黄永胜没有见林立果就是没有见,我是党员,又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我不能做伪证。专案组还不死心,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各种高压手段都用上了,费四金也不是不明白做伪证的好处,不仅可以马上获得自由,还会有很“光明”很“灿烂”的前途,如果自己坚持说真话,自己的结局将会很悲惨。但费四金坚持:就是开除自己的党籍军籍,也应该有良心,不能说假话。 专案组找来了京西宾馆的干部和服务员,众口一词的说他们那天(在京西宾馆)看见黄永胜接见了林立果,还拿出了当天的值班记录以佐证。而保卫干部出身的费四金一眼就认出,这值班记录不是原始笔记而是事后补记的。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连字迹也是一样的,一眼就可以认出是同一个人写的,费四金说:我认为(这个记录)是事后追记的,而不是原始记录。最后,连纪登奎也出来做费四金的工作:别人都揭发,怎么就你不揭发?!这个话很严重了,又是中央领导亲自来说的,这个后果费四金不是不知道的,但是,他更恪守自己的良心,更恪守不能说假话做伪证的道德基准。他对纪登奎说: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与黄永胜也并不认识,我没理由保他;但是,也绝不能因为黄永胜出了事就墙倒众人推,而去落井下石,把没有的事说成有,如果黄永胜9月12日见了林立果。我绝不会包庇他。 不管多大的压力,不管有多严重的后果,费四金始终不改口,坚持黄永胜没有在9月12日接见林立果的事实。也正是由于他的坚持讲真话,不仅在“四人帮”时代的专案组没能给黄永胜扣上“两谋”的帽子,就连后来审判“两案”,也无法写上这一条。党史专家王年一认为,比起某些人,费四金很了不起,坚持了正义和公正。一人之诚实,不仅救了黄永胜,而且救了很多人。费四金不过是一个小干部,但他的品质优于很多人,可敬可佩! 而在中共历史上,说假话几乎已经成了每个政治运动来临之际,保存自己的基本常识,这种“基本常识”虽然不能保一世平安,但也起码能避过当下政权的迫害,于是我们说假话去污蔑别人,说假话以夸耀自己,说假话歪曲历史,说假话欺骗后人。还是说回来“林彪事件”,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这一事件时说“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输机,直升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就是林彪、陈伯达路线。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第一个坚持设国家主席、阴谋策划向党进攻的是彪在届中会上,第一个站出来‘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是林彪。审定那个‘欺骗了不少同志’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的八条语录的,也是林彪。”,这个文件关于林彪和“九一三事件”的说法,是很难站住脚的,设国家主席怎么就成为罪行?林是党内的二号神,是九大里写进党章的副统帅,他为什么要向党进攻?陈伯达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前组长,中共领导阶层的第五号人物,怎么跟着林彪搞到一起去了?!为什么后来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时候又把陈划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中?中央文件里说陈伯达是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这种人又怎能几十年给“伟大领袖”当秘书?怎么能当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还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对林彪集团各个人物的历史做大肆揭露,打击的不仅是那几个人的威信,而是党的本身的威信。林彪被说成早就对革命没有坚定信念,在党内斗争中数次反对毛的人,而且他的战功也是假的,他不会打仗,胆小怕死。如果真的是真样,为什么毛要把这么一个人捧成赫赫有名的元帅?怎么会把他抬到接班人的位置上去?难道对毛泽东思想理解最深,对毛泽东的指示贯彻最有力的就是这样一个跳梁小丑吗?林彪的心腹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以及林的夫人叶群,被说成是十分无能、工作欺上瞒下、生活腐朽透顶、荒淫无耻之徒,这些如果是真的,那么为什么这些人都当上了政治局委员? 为了证明林彪集团确实反对党,反对毛泽东本人,1971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发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以此证明林彪一伙的政变是早有预谋的,在这份文件中这些中共高级军官十分恶毒的攻击了现行制度,攻击了中共各项政策和毛泽东本人。当年听到这份文件传达的很多人惊奇的发现,文件中的很多话是真的,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原以为自己或多或少存有的类似的思想是大逆不道或危险的,但突然看到,原来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早就这么看,而且看的更透彻,说的更明白。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一书的作者舒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提出了32点疑问,这32点疑问可以说句句在理,从客观、真实、理性的角度出发,揭去了这一神秘事件上所掩盖的谎言,认真、细致、有条有理的梳理大历史事件中的细微末节,利用亲历者的口述和已出版发现的材料,来清理、辩驳、分析其中的疑点。这种疑问,对整个近现代史、对中共党史、亲历者和后来人,都是有极好的作用的。我个人希望,更多的疑问才会引起更多思考,多思考才会建立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中的谎言不同的结论,在谎言中保持个人诚实冷静的品德,这,是最关键的,也是当下中国人文素质中最缺失的。